新华社香港3月31日电题：霓虹灯招牌：点亮昔日“夜香港”
新华社记者洪雪华 章颖
葵涌工业大厦里，30余平方米工作室内，微暗灯光下，53岁的胡智楷将霓虹灯一曲一扭，这是他这个月少数几个订单之一。两三年前，弥敦道中华书局的招牌也被拆除了，招牌上是他精心制作的霓虹灯。
霓虹灯招牌曾是“夜香港”的灵魂。夜幕降临时，成千上万霓虹灯亮起，各色灯光勾勒出香港街道和社区的形状，整个城市灯火辉煌。
最后的霓虹灯手艺人
工作室左侧摆放着一个立体人脸霓虹灯，通电之后便散发红白光芒，这是胡智楷20多年前的作品，那时候他已经是一名霓虹灯手艺人。
胡智楷17岁开始学习制作霓虹灯，接触这个“朝阳行业”。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香港经济腾飞，霓虹灯行业迎来黄金发展期。“当年公司霓虹灯订单很多，师傅们忙着赶制订单，我就在一旁看着，半年后就学会了。”
霓虹灯是一根普通的玻璃管，在1000摄氏度高温的火上烤软后，能弯曲成各种形状。将玻璃管抽成真空后注入不同稀有气体，通电之后，闪烁几下，便能散发彩色光芒。
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香港娱乐圈群星闪耀，霓虹灯常出现在演唱会等场合。“我偶然见过梅艳芳，当时我去演唱会送霓虹灯。”行业兴旺期，胡智楷有时一天工作20多个小时，甚至连续好几个星期不回家。
“订单多，工作强度大，每月收入约有四五万港币。”他说，彼时香港约有100多名霓虹灯手艺人，超过300间霓虹灯招牌制作公司。
“我们用了约5000根霓虹灯玻璃管，花了两三个月为香港中银大厦外墙制作三角形霓虹灯。”胡智楷回忆起昔日作品，难掩自豪。
然而，随着发光二极管(LED)技术于20世纪90年代出现，霓虹灯行业逐渐式微。“LED灯节能、省电、亮度好，很多商家转而选择LED灯。”入行30余年，胡智楷看着手艺人纷纷转行，如今仅剩约七八名，最年轻的也有40多岁。
在特区政府政策推动下，旧式霓虹灯招牌慢慢在街道上消失。至2014年，香港约有12万个外墙招牌接受屋宇署“违例招牌检核计划”，不合规范的旧式霓虹灯招牌被清拆。
“事物不可能永远不变，霓虹灯逐渐成为室内装饰品，但只要还有人需要，我就会坚持下去。”胡智楷表示。
霓虹光影指引“行街”方向
20世纪30年代，霓虹灯招牌制造技术引入香港。到50年代，香港经济和工业发展正值起步阶段，商品推销需求庞大，霓虹灯招牌逐渐成为一种新型广告方式。
“为了吸引顾客，五金店、理发店、手工鞋店、小吃店的老板们费尽心思制作霓虹灯招牌，甚至请书法家来题字。”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助理教授郭斯恒介绍，60年代百业兴旺，霓虹灯招牌需求增加。
80年代，当胡智楷初入霓虹行业时，郭斯恒所生活的旺角花园街的一栋旧大厦里，霓虹灯招牌指引着他回家的方向。
“儿时放学后需要自己回家，但我家大厦与附近旧楼外观相似，我经常找不到回家的路。”郭斯恒说，后来，家人告诉他，回家的路上有霓虹灯招牌：先经过“明远酒家”，接着看到“友联粉面厂”，家就在制面厂楼上。
通过招牌寻找方向的“小技巧”，让郭斯恒成为“行街高手”。“印象最深的是位于佐敦的‘妙丽百货’霓虹灯招牌，约有一至两层楼高，外形犹如孔雀开屏，中间写着“妙丽”二字，十分抢眼。”
4年前，郭斯恒走遍大街小巷，记录正在消逝的霓虹灯招牌，写下《霓虹黯色》一书。书中提到，香港街道复杂，很多人通过招牌辨认方向。
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，从港岛西的上环到港岛东的小西湾，十多公里的海岸边，光是几百平方米面积的巨型霓虹灯招牌就有40多块，中小型的霓虹灯招牌更难以计数。各种招牌展示着万商云集的香港特色。
街道到展览室的迁徙
80余载春秋变换，霓虹灯行业经历从鼎盛到式微。幸运的是，心思细腻的有心人开始收集被拆除的旧霓虹灯招牌，将它们从街道转移到展览室，赋予招牌二次生命。
香港建筑师冯达炜、麦憬淮便是其中的有心人。今年3月，两人共同设计“城街·招牌”展览，展出历时4年收集的6组旧招牌。近10平方米展览室内，红色灯光照射下，霓虹灯招牌散发着梦幻般的光芒。
麦憬淮的霓虹记忆来自祖母。“小时候祖母告诉我，她幼时没有机会接受教育，通过霓虹灯招牌认字。等到我出生后，祖母已经能读报纸了。”在很多人眼中，霓虹灯招牌不仅是商业宣传，也是城市记忆的一种寄托。
2015年，冯达炜和麦憬淮将一块被拆除的当铺霓虹灯招牌搬回办公室，开启了收集旧招牌之旅。
“我们会建议商家用其他方式将招牌保留在街上，例如将旧招牌的字体放在新招牌上，或者将旧招牌放入店铺橱窗或室内。”2017年，冯达炜和麦憬淮开设“街招”脸谱账号，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宣传招牌文化。
“特区政府在评估拆除招牌时，也要考虑招牌背后蕴含的历史、文化及艺术价值。特区政府可以资助部分旧招牌翻新，让旧招牌重新出现在街道上。”冯达炜和麦憬淮表示。
香港导演王家卫在电影《花样年华》中不时将镜头定格在霓虹灯下，构造了一个幽深梦幻的霓虹世界，仿佛令人置身昔日的“夜香港”。“霓虹灯是香港的视觉文化符号。”郭斯恒说。